讓社區照顧據點成為另類教育的培養皿─與卓曉青的對話
文/廖貽得（弱勢家庭兒少社區照顧據點社工員）
2016/9/7
閱讀卓曉青的〈體制外自學：高資本家庭的奢華？〉一文，文中的核心提問為：「如果有另一個像唐鳳的孩子，不適合體制內教育。而這個孩子就生活在這車行外的搖籃裡或夜市裡，他的故事會是什麼？」身為一位在「弱勢家庭兒少社區照顧據點」服務的社工員，我每天看著課照班孩子的身影，也時時刻刻想著類似的問題。
據點的主要營運經費來自社會局的方案，一年的方案經費約有一百萬元，支撐著我及一位同仁的人事費，以及每個月12,000元的事務費，及全年度30,000元的設備修繕費。我們的孩子主要來自鄰近社區的經濟弱勢家庭，但不一定要是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，只要經過我們家訪評估，覺得家長有需要，就會讓孩子進來課後班就讀。課後照顧只是我們眾多服務項目的其中之一，我們利用據點的空間為有需要的孩童，聘請諮商師進行個別諮商與團體諮商，也舉辦各式各樣的親職講座和社區活動，邀請有興趣的家長及社區民眾共同參與。此外，我們每年亦舉辦親子出遊及暑期學童營隊等活動，帶著據點的孩子們上山下海，體驗不同的人文及自然風景。而上述這些活動跟服務，因為考量到這些家庭的經濟條件，我們未取分毫。
今年暑假，我和同事有了新的嘗試，我們擺脫以往只請外聘講師來上點狀課程（如：烹飪課、科學實驗課）的模式，試圖自行設計模組化的課程，主題是「小小社區導覽員」，希望讓據點的孩子訪問社區店家，並整理成一本屬於自己的「社區小書」，進而練習導覽和介紹社區的特色給外地人。一開始當我們邀請孩子繪畫自己家裡周圍的社區環境，並輪流上台介紹時，每個人都像中毒一樣，十分緊張和畏縮，甚至有些人苦苦哀求不想上台。這或許印證了A. Lareau在《不平等的童年》（Unequal Childhoods）的分析，也就是勞工階級家庭的教養模式，較偏向「命令式」的教養，使得孩子在面對權威時不敢反抗，也缺乏與之協商跟表達自我意見的能耐。
如果「與大人的協商跟對話能力」是一種文化資本，那麼，或許我們設計的導覽課程，不只是在培養孩子對社區的認同感，也在潛移默化當中，培養了弱勢孩童的文化資本。我與同事查覺到孩子上台時的困窘感，於是我們開始引導孩子該如何進行訪談工作，並實際模擬演練，請志工擔任店家老闆與孩子對話。每組演練完後，我們請孩子給予另外一組回饋，說說看「你從剛才這組的表演中，有沒有看到什麼優點值得學習？有沒有看到什麼缺點可以建議改進？」有孩子回應「我覺得他們有先詢問老闆能不能照相，比較有禮貌」，也有孩子給予建議「我覺得他們問話的聲音可以再大一點，怕老闆聽不到」。在演練過程中，試著引導孩子進行觀察與正面回饋，對孩子來說也是重要的學習。
實際訪談過後，我們與志工協助帶著孩子進行整理，並鼓勵孩子把訪談的結果製作成一本小書，並用網路查詢補充訪談的店家資料。我們進而引導孩子寫下導覽的內容，在經歷過先前的訪談演練後，有些孩子有了一些進步，比較能夠說出自己想要介紹給他人的內容，在講話時眼神也不再閃躲跟飄移。實際導覽的前一天，有孩子主動說要回去再查詢本來沒有要導覽的景點，希望能把社區介紹更完整，這讓我大感意外跟驚喜！等到實際要上場的那一天，孩子們在社工與志工的陪伴下，有人幫忙拿大聲公、有人幫忙維持講解時的秩序，雖然看得出來負責導覽的孩子們還是相當緊張，眼睛一直盯著稿子念，但在大家的陪伴跟合作之下，他們還是完成了這項我們大人先前認為「不可能的任務」！
我想說的是，如果生活在「車行外，搖籃裡」的孩子，因為家庭經濟、社會、文化資本等因素，無法主動選擇體制外教育，也許公辦民營的「弱勢兒少社區照顧據點」，可以成為這些孩子的避風港跟緩衝地帶。或許我們無法馬上提供另外一套有別於主流教育體系的制度，供這些家長跟孩子選擇，但至少能讓在學校因為種種原因學習受挫的孩子，有被接應的柔軟之地。我們還沒有能力為每一位孩童量身訂做專屬的「學習計畫」，但當他們學習有困難時，我們會試著傾聽他的難處，並嘗試想辦法用他能聽懂的語言，來回應他的學習困境。我們還沒有辦法完全做到「對話式」的引導教學，但只要我們有時間，我們會努力避免直接給孩子標準答案，而是帶領孩子思考「事情為什麼是這樣？」（儘管有時並不容易，因為許多孩子習慣老師給予標準答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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