讓「我是不是社工」成為外星語吧！

2012/9/8

今天參加工會的幹部培訓，請了林佳和來講校園勞動，以及邱花妹來講性別與公共參與。

跟許多參與工會的人可能不同，我認為自己參與工會，某一部分的想法是「我還是在做社會工作」，只是，當工會秘書大概不會被現在的台灣社工界，視為是社工工作的一環。
為遇到工作困擾或勞資爭議的人設計個案處理流程，是個案工作；為實驗室的研究助理們舉辦團體，討論工作現場遇到的狀況，這是團體工作（雖然最後因為一些因素沒辦成）；進入不同學院的研究勞動現場，進行調查與訪問，這是社區工作（雖然我尚未實際參與）；組織群眾、走上街頭，抗議勞委會的勞工認定過於狹隘，這是倡議工作。

利用不同的人群尺度（個案、團體、社區），設計適合特定族群（研究生/校園受雇者）的方案並執行，這不正是一個社工無論在醫院、安置機構、育幼院、家暴中心、學校、老人安養中心、療養院所做的事情？但是，工會的發展歷史與日常業務，不會出現在社工概的授課範圍，工會也不會是一個社工實習生合法的實習機構。

有趣的地方是，接觸越來越多的人，就越來越不知道表定的社工到底為什麼那麼狹隘，而更能深信自己在做的，還是社會工作，而且不是只有社工師可以做社工。工會裡面有法律所的、社會所的、政治系的、地理所的...與不同的系所談話跟合作的過程中，又豐富了自己對於「案主群」（如果用社工的語言來說）的認識和理解。

也許，要抵抗社工專業主義，在於每個人都理解專業主義造成的壓迫，並願意放棄專業主義帶來的利益，逐漸成為主體，攜手開拓不同的社工定義與樣貌。到那種時候，「我是不是社工」的自我監控問句，也就如同外星語般，難以理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