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在協會，我是實習生
1. 托育是什麼？
我因為對部落托育好奇而來到平和，但對於「什麼是托育」其實一點也不了解，我不了解如何照顧小朋友、對幼稚教育一竅不通，也無法想像社工在這裡的角色是什麼，我只有針對部落托育政策做過分析，卻對教學現場完全沒有概念。因此，想像中我以為實習期間會花很多時間在托育班現場陪伴孩子，但我又不是幼教專業背景，我該觀察什麼？當然我可以觀察老師如何跟孩子互動，不見得跟社工完全無關，當我日後遇到孩子時我也可以試試看這樣的互動方式，但我總覺得還是跟社工有段距離。這讓我想到，儘管來之前我想把「社工」的框框放下，顯然我還是帶著「社工」既有的眼鏡在部落遊走，要放下框框很難。
從潘老師的生命史看到托育作為一種志業
因為對托育不了解的焦慮，我在部落安頓好的第二天晚上，就去拜訪托育班的潘秀美老師家，想要跟她聊聊她為什麼會進來托育班、她對托育班的想法。孰不知，潘老師一談起幼教與托育的話題，就侃侃而談了兩小時！在談話的過程中，潘老師談起以前在平地托兒所工作的經驗，輾轉流動於不同的托兒所之間，每次的轉換，都讓她更認清不是每一間托育的經營者，都把幼兒當成主體來進行托育工作。有的托育班因為地目的問題，草率收掉托兒所；有的托育班因為擴張的野心，罔顧托育班老師的勞動權益；有的托育班僅著重在其中一種教學方式，讓主張應採「主題式教學」的潘老師無法自由施展教學能力。後來，由於生了一場病，讓潘老師重新思考自己的幼教專業對於部落的孩子能有什麼影響，剛好社區發展協會想要申請原民會的實驗計畫，在部落開設托育班，於是潘老師就回到部落開始擔任部落小孩的Emma老師。
回到部落之後，才是挑戰的開始。潘老師具有族語能力與豐富的教學經驗，卻是孤掌難鳴，必須面對失語的年輕教師，以及質疑托育班教學方式的家長們。雖然如此，但潘老師仍然努力地想要讓部落的孩子覺得：你們應該要為自己的部落和族群文化感到驕傲！於是潘老師開始設計主題式的課程，結合部落的小米文化，讓幼兒到小米田跟著vuvu們一起學習小米的相關知識；帶著幼兒到部落裡面，認識部落的vuvu，請vuvu跟幼兒敘說生命故事；讓幼兒到部落裡面接觸部落的動物與植物，體會人與其他物種、自然界的關係。印象深刻的是潘老師有一次提到，排灣族的「頂上功夫」是要以頭或肩膀頂著裝滿農穫的竹簍，第一次請幼兒做是「教學」，後來在托育班搬家時，幼兒真的實際用「頂上功夫」，把托育班的東西頂到派出所，這就是「生活」。從潘老師的故事中我開始慢慢體認到，托育是一項以幼兒為主體的志業，並且托育班可以跟部落或社區周遭有緊密的鑲嵌，以部落的人或物為資源，在部落中進行教學與照顧，這樣的托育工作，讓我想起了「社區／部落工作」，不也是如此嗎？
從「眼鏡事件」看托育實踐─與小朋友訂定關係界線
雖然跟潘老師的談話與相處當中，大略知道身為一個托育老師，在設計課程時的想法和思考邏輯是怎樣的，不過，在托育現場的教學與照顧實作，我還是不太熟悉。有趣的是，我在托育班幫忙時，其實對托育的元素沒有太多的感覺或反思，而是在部落裡面與小朋友的相處當中，體會到托育的實踐。
以往，如果部落的小朋友要拿我的眼鏡去玩，我都是默認同意，因為我覺得這樣可以增加我與小朋友之間的距離，減低我們之間的陌生感。有一次，托育班老師三歲的女兒把我的眼鏡拿去玩，結果在玩的過程中，把眼鏡一邊的支架和螺絲弄不見了！雖然我還可以戴上，但是少了一邊支架的眼鏡常常會因為移動而不穩，所以眼睛其實是很不舒服的。
一開始我試圖忍耐，沒有積極跟托育班老師要不見的支架和螺絲，而且我選擇逃避跟她的女兒有太近距離的互動，因為我怕眼鏡會有更多的傷害，但卻又不知道如何跟孩子說這件事。後來，我實在忍不住了，趕快跟媽媽要支架與螺絲來修復眼鏡，修完眼鏡的那一瞬間，我有種重獲視覺自由的感覺！而我也開始思考要怎麼跟孩子談這件事，還有以後跟孩子要怎麼約定關係界線。後來我真的認真地跟小朋友講：「我很喜歡妳，可是我不喜歡妳隨便玩我的眼鏡，下次可不可以不要玩我的眼鏡呢？」雖然小朋友似乎因為太小而沒有聽進去我的話，可是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始，因為我以前對於界線其實不是很在乎，經過這件事，我發現其實「托育」不只是要教孩子ㄅㄆㄇㄈ或族語，而是每天藉由發生在托育班的實際生活場景，在一次又一次跟孩子的互動當中，去讓孩子知道怎樣與人發生適當的關係，怎樣與別人互動才不會讓別人感到不舒服。我開始慢慢體會到「托育」的奧妙之處，反身思考，也讓我察覺其實「社工」也是如此，只要是與人相關的工作，莫不牽涉到「關係」的藝術。
從托育班孩子與vuvu的連帶回觀自己的文化疏離感
原本我在托育班觀看的視角重心，一直放在小孩身上，但後來我發現，其實托育班存在的意義不只是「照顧」小孩而已，而是試圖去建立和維護小孩與vuvu們之間的情感聯繫。七月底，社區評鑑工作的前夕，協會安排托育班的小朋友，跟vuvu們一起合唱排灣古調，雖然在來之前，我就已經知道托育班可以提供這種情感連結，可是實際在現場體會的感覺還是跟之前不同。我試著從vuvu們的立場去理解這樣的場景，那種感覺很令自己振奮，因為歷經了失語的年代，原本以為沒有人可以接住這些情感時，卻又在新一代的身上看見自己所講的語言被真切地實踐著，而且不是標本式的教學，而是生活的實踐…那是一種跨越世代之間真實的情感共鳴，而可以讓這個部落繼續存活下去的關鍵力量。
回觀我自己的成長經驗，在台灣社會發展的歷程中，被切割成數個核心小家庭生活在公寓樓房內，雖然很幸運地，我跟我的祖母住在同一棟樓，還不至於像某些家庭只能過年時回老家才能見到長輩一面，可是畢竟還是沒有生活在一起，所以我既沒有傳承到祖父祖母的閩南語文化，也沒有傳承到外祖母的客家語文化。自從接觸到原住民的生活世界之後，我就開始回頭思索自己到底屬於怎樣的族群？我是誰？我跟這塊土地的連結是什麼？回頭一望，才發現自己的空白，與上一代或上兩代的生活經驗是斷裂的，我這一代生長在都市環境的小孩，接受的主流教育系統，並沒有特別要我們反思和珍視自己的來歷，面對的是歐美、日韓的流行文化浪潮，以及台灣快速「成長」塑造出的消費社會文化，大家又同時在發展屬於自己個人或親近社群的「小文化」，要我講出所謂「自己的族群文化」內涵，總覺得是失語、疏離的。
所以，來到平和部落的托育班，親身體察到孩子和vuvu 們的情感連帶與傳承之餘，也不免開始欣羨起來，什麼時候我才可以回頭去找尋自己的根源？在學習助人工作的同時，我亦感覺這一套助人的技術或理論，並沒有促發與鼓勵學習者，從在地的文化脈絡中去找尋或發展適合的助人實踐，而傾向抽空助人者與案主背後的文化脈絡，大多數時間僅聚焦在助人者與案主之間的專業關係討論，這讓我也有種疏離感，興起想把文化和社會條件帶回助人實踐中去發酵的念頭。
把焦慮的關係轉化成對托育實踐的尊敬和欣賞
雖然托育班有很多令人欣喜的發現，但同時我也感受到托育班作為平和部落的「招牌」，對於第一線的老師來說，往往有種被觀看的不適感。就像我是透過網路而知道平和部落有部落托育班，有很多人也是透過網路或其他媒體，而對托育班產生好奇，尤其是幼保相關科系，或研究原住民文化的學者專家們，紛紛想要了解托育班成立的過程和教學現場的樣貌。而托育班小朋友的歌舞表演，似乎可以讓不了解平和部落的人，對部落產生第一印象的好感，因此托育班也會因為一些單位的邀請而要出去表演，影響老師平日的備課進度。
我原本對於上述問題不太敏感，有一次，我想要藉由跟托育班老師聊天，更認識托育班的歷史，我想要問托育班老師為什麼她們會想要進來當老師、她們的心路歷程、她們在經營托育班遇到的困難等，然而當我表達想要跟老師開啟上述話題時，老師眉頭一皺，問我說：「這算是訪問嗎？」我說：「不是什麼正式的訪問，只是想要隨便聊聊而已。」後來我到托育班想要跟老師「隨便聊聊」，可是我發現自己反而沒辦法真的很隨意地聊，我不知道該如何隨性地把話題帶到我想要了解的東西，老師看到我的彆扭，就說：「其實你就每天下課過來，跟我們隨便聊，這樣慢慢累積，自然你就可以了解你想知道的東西。」我一開始不知道問題出在哪，後來當我看到一份「托育班家長意見調查報告」，這是由在屏科大擔任研究助理的張芸菁所寫的，我才知道為什麼托育班老師會有這樣的反應，因為我想問的東西，之前已經有人問過！而當我看到原地發聲、獨立特派員、立報等媒體素材時，我才開始慢慢體會到托育班高度曝光的壓力。
於是我開始選擇不要刻意從托育班切入，我想從日常生活中的其他面向去建立跟托育班老師的關係，例如跟托育班老師的小孩有更多互動，然後跟她交換我對孩子的看見，述說我與孩子相處的歷程；還有在托育班老師休息看網路拍賣時，試圖想要融入拍賣的情境跟她對話，討論哪一件衣服比較適合小孩子穿（雖然我實在不是個很會購物的人！）；或是從老師的媽媽口中，去了解她之前的背景與學經歷。我努力避免僅把老師的托育實踐看做是個人的生涯抉擇，而試圖回推到整個家庭或部落的脈絡中去理解。於是我慢慢能夠穿透托育班老師在托育班的工作表象，去進入托育班老師的生活世界了解托育實踐。就像我一開始所遭遇到的那樣，從潘老師的生命歷程去理解「什麼是托育」，對自我、家庭與部落的意義究竟是什麼。
雖然時間只有短短的兩個月，我能夠穿透的程度很有限，可是我開始想努力體會那種焦慮感，包含老師在對於都市生活的憧憬，與回鄉付出所學、滿足家人期待之間掙扎；以及在履行照顧四個孩子的母職角色，與擔任好托育班老師的職業角色之間掙扎；還有年輕老師面對自己教學經驗不足、母語能力不足的自我質疑，又要給部落家長交代的掙扎；這些種種的掙扎，又再加上現行法令對於部落托育班生存空間的擠壓，老師必須面臨計畫終止托育班可能關門大吉的壓力…這些種種，讓我對托育班老師產生尊敬，也欣賞她們的托育或照顧實踐，而不僅僅只是停留在對「托育班」整體的空泛想像之中。如果在以前，有人跟我說：「照顧孩子不是什麼專業的工作，就是陪孩子玩、照料生活起居而已。」雖然我不會馬上同意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對話，我承認自己以前很忽視照顧工作的價值，但是經歷這一趟之後，我會跟這種人說：「照顧或托育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，你所謂的『而已』代表你沒有深刻地了解托育班老師在教學現場內外的付出，那是一種於外、於內，都必須不斷經歷衝突、矛盾，和自我與團隊互相激勵支持的過程。」
部落工作者的介入位置
如果托育班的老師在上述的處境中要能夠前進，那麼背後支持的力量就顯得很重要，在這上面「社區發展協會」就扮演一個支持性的角色。與協會工作人員的工作，讓我看見協會對內必須要在老師、家長、幼兒之間取得一個介入的位置，除了背後方案經費的具體支持，在開部落家長座談會之前，也要跟老師們一起討論要如何回應家長對於課程、時間安排、接送、招生等等的提問；在托育自治委員會中，也要跟家長代表、老師代表一起開會協商托育班的公共事務；其實協會背後就是加入協會的會員，也就是部落的其他成員，協會參與托育班事務的過程，可以說是部落公共意識的展現，代表是用部落集體的力量來關心和支撐托育班的經營。
而後來因應法規和政策發展出的「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」，則讓部落工作者具備組織和倡議的角色，對外必須要為托育班的權益發聲，跟教育、社福、原民、營建四個部門（又包含中央與地方）角力，辨識各個部門內部的立場，借力使力，撐出一個讓托育班集體生存的空間。當然這部分無法單靠平和部落托育班的力量就能夠進行，而是眾多部落托育班（美園、馬兒、佳平、旭海…）與外部力量的合作，而部落工作者也必須讓不同的托育班老師彼此能夠互相學習與看見，舉辦工作坊、論壇、參訪等活動，讓托育班老師們不覺得自己是孤單的，也讓她們知道有不同的托育班經營與教育方式，彼此激勵與成長。
2. 為自己找位置！
相較於部落托育班的經驗，在托育班實際待的時間很短，卻有很多反思，在老人關懷據點的經驗，反而是待的時間較長，卻在開始的階段有點摸不著頭緒，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群vuvu們。每週二的早上，我都會協助協會的工作人員準備關懷據點的工作，一開始看到眾多的vuvu們前來活動中心，覺得很高興vuvu們有來參與活動，可是，可能是因為語言的隔閡，我一開始不太知道該如何跟vuvu們有比較深的互動。
被「邊緣化」的焦慮
在我一開始進去老人關懷據點服務時，因為有鄉公所與青輔會工讀生的人力，加上協會原本的人力，活動進行時能夠幫忙的人很多，可是事情好像沒有這麼多，我當然會想要「找事情做」，從觀察別人如何量血壓、問安紀錄開始，還有幫忙熱敷、發點心，以及接電腦的喇叭、找伸展操的VCD播放，到活動的道具準備、錄影與照相，最後的端菜、打菜、收菜，我提醒自己這是基本功，是熟悉一個新環境必須要經歷的工作。不過，雖然每一項工作都有做，可是一場活動下來，我卻有種被「邊緣化」的感覺，因為人手真的蠻多的，所以其實主要的工作大家都已經排好，我不能說剩下的工作不重要，但總覺得自己使不上力，對vuvu們的印象還是停留在一個整體，而沒有辦法更貼近vuvu們個別的生活當中去對話。
從個人、家庭到鄰的認識路徑
後來，我決定要突破我的舒適圈，在吃中飯時，刻意不要跟工作人員同桌聊天，而跑到vuvu們吃飯的桌子跟vuvu們講話。結果，我真的開始認識了一位vuvu，這位vuvu的健談讓我對她留下一些印象。隔兩天，我到部落裡面閒晃的時候，剛好經過這位vuvu的家，因為在據點午餐時的交談，她對我也已不是完全陌生，我們就坐在她家門口前的長桌上聊了起來，她談起她的家庭和孩子，以及上山耕作的情況，而我則也分享了我的家庭，還有我為什麼會想要來到平和。後來我在她家從下午一直待到晚上，慢慢發現她家前面的空間會有很多人來聊天，這些人大部分都是第一鄰的居民，所以之後我路過第一鄰，都會想要去她家聊聊，看看有誰在那邊，我就可以認識更多第一鄰的人。
帶領活動中看見vuvu們的個體與集體樣貌
除了這樣由點、線到面的介入方式，我也開始更仔細地去觀察vuvu們活動的涵義，比方說常常去熱敷的就是哪幾位vuvu，我就大概知道哪些人的腰部或膝蓋可能不太舒服，可以多去關心；進行動態活動時，哪些vuvu們是在中央參與、哪些vuvu們坐在旁邊，也可以知道大家不同的身體狀況，或甚至不同的個性。有些人喜歡團體活動，有些人則比較喜歡靜靜地在一旁看著別人活動。Vuvu們不再只是抽象的集體，而開始顯露出不同的樣貌，等待我去介入與互動。
後來，我提出想要帶活動的要求，於是我開始思考要怎樣才能更貼近vuvu們的生活世界。我想到之前夏曉鵑老師帶過的「生命河流」活動，我把它稍微改編，變成讓vuvu們去回憶他們一生的起伏，在一張紙上用圖案畫出能夠代表他們生命事件的符號和意象。從帶領的過程中，我開始跟vuvu們產生更多的互動，我發現有些vuvu們因為不太會畫圖，所以沒有畫；有些vuvu們則是沒有聽懂我的表達，跟我畫的圖是一樣的；有vuvu跟我說：「我不會畫，你幫我畫嘛！」我說：「可是我知道你會畫，你一定可以畫得很好。」後來他真的開始畫出自己的生命河流；有的vuvu們很專心在畫作上，認真地回想自己的一生；最後，甚至有vuvu們勇於上台發表，給大家講述自己畫作的意義。從一個活動的進行當中，我更深入地辨識出每位vuvu不同的樣態，vuvu們終於不再是面目模糊的集體。
除了個別的差異，從vuvu們實質畫出的圖畫當中，也可以看出平和部落的集體歷史。vuvu們共同表現的主題有：小時候生長在自然環境中，與動植物相處的美好經驗；擔任運動選手的驕傲與榮耀；結婚的喜悅與離婚的心碎；親人過世的哀傷；生產的辛苦；上教會之後心靈的喜樂；以及老年之後身體的病痛，還有對兒女、孫子女的擔憂。我也藉著這個機會，與vuvu們分享我的生命經驗，拉近我與vuvu們之間的距離。雖然活動有美中不足之處，還是必須靠翻譯來間接溝通，我有些意思的傳達可能不是那麼清楚，所以讓某些vuvu們有誤會而沒有畫出自己的圖案，然而我覺得透過圖像來傳達訊息，可以超越語言的隔閡，而讓我與vuvu們彼此有更深入的理解。
3. 反思對「觀光產業」的成見
在協會工作，很大一部分是要幫忙部落產業運作，包含討論訪客的行程安排、導覽錄音、石板屋（部落共享空間）內外場的服務等。這是協會得以發展自力照顧越來越重要的環節，從數據上來看，去年度產業盈餘佔總收入的比例，比前年要提高很多。我原本以為發展產業只是純粹為了要支撐照顧系統，並沒有想太多，而因為我之前在服務性社團的經驗，還有在其他部落，看見觀光對部落人生活的「負面」影響，讓我對「觀光產業」總有一種成見存在。
「你只是去部落當觀光客，不是真心關心部落！」
以前，在服務性社團訓練過程中，社團的幹部總會透露出一種「身分認同的政治正確」，就是：不要去部落當觀光客，不要做出跟觀光客一樣的行為。什麼是「跟觀光客一樣的行為」呢？例如，在部落未經部落人同意，「隨便」拿起相機拍攝照片，或拿攝影機攝影；或是在部落利用計畫經費消費非日用品，僅僅是為了自己私人的需要（例如泡麵或零食）；更深層來說，如果團員只是去部落欣賞美麗的風景，而沒有去深刻地體會到風景背後部落人的生命故事；或是看到部落人給自己東西只想到拿取，而沒有去深究「為什麼我可以拿？什麼情況下我拿或不拿部落人給的東西？」這類的議題，就會有被當成是「觀光客」的「危機」。
在社團中，「你只是去部落當觀光客，不是真心關心部落！」彷彿變成一句罵人的話，因為「觀光客」只想到自己私人的利益，只想「消費」部落（「消費」這個詞也是一個罵人的詞），離開部落之後可以選擇不再前往，但「我們社團的學生」則不一樣，要學會去關懷部落人的弱勢處境、要懂得傾聽部落人說的話、要同理（而非同情）部落孩子們的言語和行為、要真誠地對待部落人、儘量不要利用到部落額外的資源…甚至我們有一句類似座右銘的話，就貼在辦公室大樓外面的外牆上：「我們不是去玩，而是去工作。」我帶著這樣的身分認同，去部落接觸部落人，並時時信守這樣的價值與信念，看待自己每一次的上山經驗。雖然，我不至於到教條式地遵從這樣的信念，也了解觀光客是異質的群體，但是類似這樣的「印象管理」工作還是一直持續著，沒有很大的改變。
「開展觀光產業」=「人心變質」？
由於這樣的成見，因此，面對部落開發觀光產業，吸引眾多觀光客進入觀看或欣賞部落的文化，我們的團員之間，多半都抱持著不是很樂觀的態度，認為由於開展觀光產業，讓部落人必須具備做生意的邏輯，例如，部落的景物被商品化，介紹部落的花草景物，其意義不再是部落人真誠地想要讓你了解部落的樣貌，而背後變成有金錢交換價值存在的「導覽」。我們也發現，部落人為了「迎合」觀光客的需要，把一些文化的內涵簡化或挪用其意義，讓來訪的觀光客比較好「接受」，為了展示的需要以及外來者的「異文化體驗」，原來的部落文化有些「變質」。
而原本與團員「真誠以待」的部落人，因為開放觀光之後，忙著做生意賺錢，而無暇跟學生談話。有一次我在某個部落，中午正在吃飯時，部落的長老剛好過來打招呼，我本來很高興能夠看到他，想要跟他多聊聊，但他用很客氣的口吻說：「大隊長（我那時候剛好是帶領隊員上山的隊長），明天要不要安排車子載你去XX部落？」不知道為什麼，聽到這句話有種怪異的感覺，好像我是什麼重要的長官或貴客。我回答他：「XX長老，其實不必麻煩額外的安排，我用走路的就好，因為我想部落人還有重要的事情要忙。」後來，長老看了看手錶，就說：「那我先去忙了，你慢慢吃啊。」他看手錶的這個動作，讓我聯想到「忙碌生意人」的形象，這讓我感到有所衝突，因為，在其他的部落，很少部落人會如此在意時間的流逝，不是說時間完全不重要，而是因為生活中不需要這麼緊迫地去注意時間。有了這次的經驗，使我對於「部落開放觀光」一事更抱持著排斥的態度。
具備公共參與的部落產業經營
雖然在來部落之前，我對於「部落觀光」不抱持特別的好感，但基於我是實習生的角色，因為我還是會去做協會要做的事情，而先不妄自判斷產業經營的好或壞。在部落共享空間和參與導覽工作的過程中，我開始慢慢察覺一些東西，這些東西再配合我詢問協會總幹事得來的意見，讓我開始對觀光有一些反思。
首先，我發現導覽並不只是「部落人帶領外來觀光客認識部落」的形式，而重要的是要如何設計導覽內容，怎麼樣讓部落人有參與的感覺，部落工作者在與部落人閒聊的過程中，慢慢發掘每一個家戶背後有意思的故事，把這些故事融入在部落導覽當中，讓觀光客不僅只是懷抱著對異文化的想像前來部落，更能夠貼近每一個家戶的生活脈絡去認識部落。例如有一家前面剛好擺了一尊蔣公銅像，這尊銅像如果沒有特別講只會被人認為是普通的收藏品，但是加了家戶主人以前在學校當校工，因為不捨得銅像被毀掉才帶回來的故事，讓部落人的生活圖像馬上能夠鮮活起來。
導覽不只是協會工作人員的事情，同時也可以讓部落人實際進來參與，例如找部落工作室的工藝家一起帶領DIY活動，或找尋部落中的男人來介紹狩獵文化，讓觀光客體驗射箭的傳統技藝。以前的我只是一直把焦點放在「文化是怎樣被再現的」，有沒有「失真」或「扭曲」的情形，可是這樣的焦點似乎預設著會有「一成不變的、靜態的傳統文化」，而沒有思考部落人如何展現主體性，去主動詮釋他們的文化意義，並且忘記思考文化活動背後「人」的參與。我認為對於社區或部落工作者來說，文化是否「保持原味」不見得是最重要的考量，重要的是在設計活動的過程中，有沒有把部落人一起拉進來參與和討論，至於有沒有「失真」、有沒有傳達到部落的文化理念，我覺得最終的詮釋權還是得交給部落人自己的主觀判別。
接待家庭是讓原漢彼此真實相遇的場所
除了導覽的設計，接待家庭的服務也讓我覺察到公共參與的重要性。在準備接待觀光客的過程中，協會會把部落的接待家庭主人找來協調，除分配客人的住處外，也跟大家解釋這群即將要來的客人，有什麼需要注意或大家擔待的地方，而接待家庭也會藉這個機會紛紛提出自己對客人的疑問和意見。對於這個機制我感到很好奇，進一步詢問才發現，其實協會跟接待家庭有討論出一個盈餘與客源分配的機制，以前建立接待家庭前，也有請講師和部落人來上過相關課程，大家對於怎麼樣接待外面的客人，以及怎麼樣分享盈餘是有一些共識的。
而協會當初在決定成立接待家庭機制的過程中，也考量到部落缺乏足夠的資本經營民宿，還有一個考量點在於，接待家庭能夠讓原住民與漢人，產生更真實的相遇。因為接待家庭其實已經很接近平時部落人生活的狀態，住進接待家庭其實是跟部落人一起生活，而在生活的過程中，來住的人就可以真實地去體會到原住民生活的面貌。協會的總幹事認為，即使是原住民可能「不好」的那一面，也不需要隱藏或是包裝成看起來很好，因為真實的相遇才會有化解刻板印象的可能，如果為了營造形象而刻意包裝，這樣的相遇並不真實。而在接待過程中，也的確發生一些狀況，來訪的客人為了有無冷氣的問題有些抱怨，也讓接待家庭學習如何去跟外面的客人溝通協調，協會工作人員也會趁機介入觀察狀況，必要時協助雙方去化解衝突。
重新反思觀光的意義與「壞人」指控
經由這樣的接待過程，我重新去反思以前看待觀光的態度。我覺得其實部落人有能力去決定怎樣設計觀光的細節，才不會讓外來的觀光客輕易地傷害到部落，這些問題部落人並不是完全沒有思考過。而之前由於我待在一個「想要介入部落人生命」的位置，容易把觀光行為定義成「輕浮」，我覺得自己過度把社團對團員的期許和要求，投射在每一位觀光客身上，所以，我才會不斷地認為觀光客的行為是不可取的、不該學習的。
然而，我後來在想，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條件，跟學生或社工一樣，用這樣的方式跟部落人相遇，如果觀光客選擇用這樣的方式前來部落，其實若能夠透過一些設計產生對話，讓觀光客有一些反思，我倒覺得這樣的相遇方式其實也是很棒的。像是我有一次在部落共享空間，跟屏東來的客人閒聊，客人對於原住民的生活會有一些好奇和疑問，比方說會問現在原住民還有沒有在打獵、或是是不是每一個部落都有豐年祭等，我藉由這個機會也分享我在部落的生活經驗給客人，讓客人對原住民不再只是抱著媒體或教育所傳遞的刻板印象，而能有更多實際的接觸、認識與澄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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